“中国富人”的真相

可能99%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胡润(Hoogewerf)这个名字,但他却是中国明星最重要的制造者之一。这位英国注册会计师领导一个5人调查小组完成了对中国富人的“财富调查”,其结果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2000年度排名榜。
《福布斯》1994年曾和香港《资本家》杂志联手,对中国大陆富豪进行了第一次排名。这次排名留下最戏剧性的结果是,上榜者牟其中5年后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但这并不是最早的对中国富人真相的寻找。
急于需要了解中国富人真相的是中国官方。1993年,国家工商局调查中国私营企业经营者,当时统计的仅仅是中国的“百万富翁”,工商局给出的数目是500人;次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介入调查,得出的结果比工商局的数字扩大10倍;又过一年,《人民日报》报道说:
“我国拥有百万以上资产的人已超过100万人。”
在胡润代表《福布斯》进行2000年度中国富豪排名榜调查工作的同时,中国国家统计局也在进行着一项前所未有的大样本调查—中国十省市高收入群体调查。这一调查最重要的主持者之一,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综合处处长程学斌说,“为了这一调查,差不多准备了10年。”这意味着至少10年之前,中国官方即已注意中国富裕阶层的兴起。
但是,胡润坦陈:“由于调查面太窄,很多人不愿透露财富的准确数字,公开公布的信息又不完整,所以目前排名的准确率只有60%~70%。”非议似乎由此而生。《福布斯》中国富豪上榜者,浙江横店集团总裁徐文荣质问:“凭什么说我100%控股?”另一位上榜者,中国远大集团董事长张剑强烈表示,“希望不要再出现。”
对数据绝对精确的期待,可能会失望。比较今年《财富》的全球500强与《福布斯》的全球500强名单中,虽然两家排名顺序一致,但两家排名中所列前10名公司的销售收入居然只有两家一样。所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报道这一排名时,提请观众注意的只是:“约3/4的人不是,请注意,不是从先人那里继承的财富。”90年代起,财富已经是衡量一个人质量的最重要标准。《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孔安说:“公众关心财富,媒体炒作富豪,这其间有一定的游戏性质。”
维亚康母公司的老板雷石东今年3月访问中国,提供给记者的资料差不多全部都是以他为主角的杂志封面以及各项排名榜,其中当然也包括《福布斯》。“能够进入媒体排行榜是一种资本,至少对个人的声誉有利。”
这种好处,《福布斯》榜上的中国富豪也有享用。胡润在进行今年的中国富豪排名榜调查时,拜会了徐文荣。徐说:“我要非常感谢你们。因为你们的排名,要求与我们合作的外国公司不少于50家。”
但让胡润意外的是,徐文荣仍然表示“不重视”《福布斯》的排名。
并非所有的中国富豪都像徐文荣那样低调,自称中国富婆的演员刘晓庆,由于一桩债务官司,法庭要求查封其住宅,此时刘还对记者表示:“我在内地100位有钱人中,排行45,怎么可能会有财务危机?

《福布斯》公司首席运营官蒂姆西·福布斯(杂志创始人之孙)也注意到了中国富豪这种多少有别于西方富豪的反应。他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称,“我们想说的不仅仅是财富,而是一个人可能有多大的能力”中国富裕阶层兴起的现实背景,被并不完全熟悉中国的福布斯先生忽视了。事实上,能够启动被称为“中国官方首次”的国家统计局大规模高收入群体调查,得助于社会舆情对贫富差别的热切关注,这种关注成为去年两会最广泛的话题。“我们对富人了解多少呢?”这一疑问诞生了国家统计局的调查。
不过,即使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由于高收入群体的特殊性与“透明”的缺乏,参与者曹子玮博士说,“必须在精确与可操作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精确仍然不能苛求。但这次调查最有价值的收获之一是清理出了中国人20年来的富裕轨迹:流通领域、生产资料领域(双轨制)、金融领域和知识与技术领域四阶段市场化,完成了中国人的富裕过程。
对市场化带来的中国人富裕,更深刻的观察来自经济学家吴敬琏。他描述说:“双重体制并存,增加了‘权力搅买卖’、进行权力寻租的可能。腐败问题从80年代开始变得突出”;“机会的不平等,更导致了贫富差距悬殊”。中国富人开始成为社会舞台明星的同时,作为对应,更贫困的阶层也出现了。
《经济日报》在1997年即报道说:中国1.3%的人拥有全社会31.5%存款,8.7%的人拥有60%的社会财富,20%的人拥有80%的社会消费支配权。国家统计局去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调查也显示,占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5%的财富。
从80年代即开始研究中国贫富差别问题的清华大学教授李强,统计我国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为0.4577,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国家统计局在进行高收入群体调查的同时,还进行了一项全国性的贫困调查,但各项数据并未公布。很显然,贫富差别这个话题,无法绕开。
胡润曾坦言,《福布斯》的中国富豪调查最容易的是那些上市公司的CEO们。在他们的排名榜上,至少王志东、张朝阳与丁磊的财富,“透明”也相对准确。对徐文荣指责“《福布斯》漏掉了很多有钱人”,胡润的解释是,“如果他不愿公开,就不能怪我,我只能根据公开数据来排。”
更真实的中国富裕者现实比“不愿公开”要严重得多,尖锐的评论者何清涟曾分析说:“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的成本大约是7∶3,即每流失1万元的资产,其中70%是掩盖的‘成本’。”这一分析背后所隐藏的事实是,即使愿意,胡润也无法统计到如胡长青、成克杰们的财富。
自90年代即开始的贫富差别的讨论与分析,到今年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收获是个人所得税的调整与征改重点的加强。今年年初,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透露:“未来几年,国家将考虑增加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项目。”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门槛将会提高,而“个人所得税征收重点,将放在6种高收入人群身上”。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司长董树奎解释说,“近些年社会分配领域中收入差距呈逐步扩大的趋势,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应当充分发挥。”
从理论上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说:“虽然‘个税’由于其‘公平税’的特征,很多人思考其调整时容易进入只是‘剥夺’富人的单一思路。”但国家税务总局在各种场合的发言,表达的基本倾向十分明显,就是“单一思路”。新华社报道时,所给的判定是,“削峰填谷是关键”。毕竟,公众情绪最迫切需要的是彰显社会公正。